狭义共犯，也称共犯，是相对与正犯（实行犯）而言的，是指在共同犯罪中没有直接实施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通过正犯参加犯罪的人，主要指教唆犯和辅助犯。共同犯罪中的结果加重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基本的犯罪行为时，由其中一人或数人的行为引起了较重的结果，依法应当承担较基本犯罪的刑罚更重的刑罚的犯罪形态。那么，在共同犯罪的结果加重犯中，没有直接引起加重结果的其余共同犯罪人应否对该较重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还是只对基本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对此，一般来说，共同正犯都应该对加重结果负责，因为共同正犯均存在基本犯罪的实行行为，其产生重结果的可能是均等的，且均存在主观上的过失，故应对加重的结果负责。陈兴良教授也认为：“在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下，共同犯罪人既然共谋实施某一犯罪，对于犯罪中可能发生的加重结果是应当有所预见的，所以主观上亦有过失。因而共同实行犯中的各共同犯罪人对加重结果都应承担刑事责任，而不论其加重结果是否由本人的行为直接造成。”[1]那么，狭义共犯，由于其并未直接参加实施犯罪行为，是否对加重结果负责呢？

笔者在实践中遇到这样一个案例：2002年8月一天，甲（17岁）、乙（16岁）二人预谋伤害与他们有矛盾的丁，其预谋的地点在乙的朋友丙（15岁）家。丙未参与预谋，但在得知二人要伤害他人并向自己借“工具”时，为他们提供了一把匕首。当天晚上，甲、乙二人携带匕首来到丁的住处对其进行伤害，甲不慎将丁刺死。

该案在审理中，合议庭对被告人甲、乙构成故意伤害罪，并承担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责任没有异议，但对被告人丙是否承担加重结果的刑事责任产生了分歧。由于丙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其要么不承担刑事责任，要么承担加重的刑事责任，难以抉择。

学理上，关于狭义共犯应否承担加重结果责任，主要存在四种理论：一是犯罪共同说，该说认为只要成立基本犯罪的共同犯罪，那么所有共犯都应对共同犯罪的结果负责，除非该结果是行为人故意的实行过限。因此，狭义共犯尽管没有直接参加实施犯罪，也应对正犯引起的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二是共同过失否定说，该说认为由于加重结果对于行为人而言在主观上表现为过失，而
过失犯罪不存在共同犯罪，应由行为人独立承担刑事责任，故共同实施基本犯罪的其他行为人不应对其中某个人过失导致的加重结果负责。三是行为共同说，该说认为由于共犯的行为是以正犯的行为为要件，而教唆犯和帮助犯并非实行犯，不存在共同的实行行为，对于加重结果而言，自然就不成立共犯和不承担刑事责任。四是危险说，该说认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中包含着容易使一定的重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性，因而，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的实行者和参加者都应充分预见到重结果的发生，就当然必须为避免该结果的发生予以慎重的注意，在引起重结果发生这一点上，共犯也应有过失，也应承担结果加重责任。

笔者认为，对于狭义共犯应否对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犯罪共同说一概认定基本犯罪的共同犯罪人都应对所有犯罪结果负责，忽视了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系过失导致这一事实。由于该结果系过失所导致，就不应机械地套用共同故意犯罪的模式。但过失独立说以不存在共同过失而否定共犯对加重结果负责也是不对的。尽管就加重结果部分依法不成立共同犯罪，但在基本犯罪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只要共犯分别存在过失就足以认定其责任的存在，而无须成立共同的过失。行为共同说也不可取，在结果加重犯罪中，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在客观上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只要教唆、辅助实施基本犯罪，那么对加重结果就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并非没有共同实行行为就一定不承担责任。危险说认为所有共犯对加重结果都应承担责任也不尽合理。虽然刑法规定的结果加重犯大多有重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但在具体案件中，共犯对加重结果并不一定都能够预见，如果一律判令其承担加重责任也是不合理的。如在一案中，a为了索要欠款教唆其弟b对c进行非法拘禁，b在实施非法拘禁中，c大声呼喊抗议，并告诉b自己有心脏病，要按时吃药，b全然不理，将c绑在椅子上，堵住嘴，关在自己临时租住的屋中，结果导致c死亡。这里，b对于c的死亡具有过失，应承担加重的刑事责任，而a对c的死亡并不具有相当的过失，只构成非法拘禁罪，不应对死亡承担加重责任。因为从责任主义的立场来看，需要共犯对加重结果的发生存在主观过失是其必要要件。